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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天下透明（第5页）

不，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。

税赋依据，不只要看田地多寡，还要看田地质量。

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，即使面积相同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，产出大不相同；麦田和桑田，即使面积相同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。如果不加区别，只以面积来收税，小则造成纷扰，大则激起民变。

早在春秋时代，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，就注意到要考虑田地肥瘠不同，要“量入修赋”。王安石变法时，有一项方田均税法，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，每等税负各不相同，多占良田者多缴，少占贫田者少缴。

将田地分级，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，减轻贫民负担。

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，只是简单地登记成“自已民田地”。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、肥沃程度如何，户帖里一概没写，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。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？

也许会有人指出：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，你在户帖里当然看不到。

图四·5《明万历九年歙县十五都八图丈量鱼鳞清册》（藏于徽州税文化博物馆）

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，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、地、山、塘一一标明，绘成图形。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，故而得名。它始见于宋代婺州，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，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。

但问题是，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。在洪武三年、洪武四年推广户帖的过程中，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图。

这太奇怪了，元末的状况明明是“版籍多亡，田赋无准”，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。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，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，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？干吗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？

其实，这不是疏漏，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。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？想！他做梦都想。

拜元末弊政所赐，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摊烂账，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。像汤和、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，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斥，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。

隐田藏匿得多，税赋就交得少。税赋交得少，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。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。早在洪武元年，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，要求户部“核实天下土田”。

但具体到执行层面，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。太缺人才了。

清点人口比较简单，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；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，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，经常会有圭、邪、箕、圆、宛、弧之类的田地形状，执行人员得精通方田之术，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。

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。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互相包庇，执行人得足够精明，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。

国初百废待兴，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。

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次，朝廷决定要整顿浙西的土地，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，这还是因为浙西是赋税重镇的缘故。至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，只能“分遭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”，瞧瞧，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。至于其他地区，中央连使者都派不过去，只能发一纸圣旨，让各个地方自行“择邑从事之贤者”“新具图籍”。

上头的窘境，各地都看在眼里。好，你顾不过来，那我就慢慢拖呗。比如苏州府，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，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，是在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。

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，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。

浙西乃是膏腴之地，那么多田地，利益关系牵涉极深。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，结果“缘以为厉民，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，上下忧之，遂不克竟”，愣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。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，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，准不准另说，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，各自卖个面子，相安无事。

这么个复杂的地方，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，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瞧不见。

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，说“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，竿尺有准，版帐（账）不欺”。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：“天子龙飞定两都，山川草木尽昭苏。三吴履亩难为籍，四海均田喜有图。”

【】

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，竿尺有准，版帐（账）不欺：语出名土杨维桢《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》。成教授，即前济宁郡教授成彦明，此次与周铸同行，前往浙西核田。当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欢这些督查员，觉得他们办事清明、果断，丈量田地时很有规范，编绘的鱼鳞图册也十分准确，与实际田亩相符。

天子龙飞定两都，山川草木尽昭苏。三吴履亩难为籍，四海均田喜有图：此乃杨维桢采民谣整理成诗，名为《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》，黄侯，乃黄万里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。杨维桢为元末明初之人，诗中洋溢着对新朝治土有方、编绘出鱼鳞图册的欣喜之情。大明天子龙飞九五之尊，定下南北两都，山川草木都恢复了生机；三吴本是难以实地考察、丈量之地，田由难有籍册，如今，经过这次大规模测量，四海之田亩都能有图有据啦！

至于实际效果嘛，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明，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：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、二百一十五图。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，其核田清丈的成色，怎么可能靠谱。

尺有准＂云云，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。你自己报上来，我给你写下来，大家都别深可见“竿尺有准”云云，无

究。

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，至于外围各地，更是鞭长莫及。

事实上，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形势上，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，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。对此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里特意强调过：“国初定赋，初但据一时一地之荒熟起科，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。”

当然，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，如果要强行清田，也未尝不能。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，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。天下初定，民心未附，这么硬搞，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。

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，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：既然做不成，就先退一步呗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退一步，十年不晚。

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，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，不去碰“清田”这根高压线。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，官府做个账面统计，就得了。

可是不清丈土地，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？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，也得有个参考吧？

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。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，以产量来估田亩。割麦子的时候，三捻为一把，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。每六十束稻草，则为一担谷。拿这个经验公式推算，肥田每亩收谷四担，瘠田两担，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。

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，北方物候不同，算法也有所不同。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的叫折亩法：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，叫作税亩，好地一亩顶一税亩，次一点的地，两亩顶一税亩，再次的地，三亩才折一亩。通过这种做法，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。后来到了明中后期，折亩法被发扬光大，通行全国，不过那就是后话了。

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，还是诸城的折亩法，都是折中之举。朝廷无法核田，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，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。

朱元璋退的这一步，非常重要。